我市水电建成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大关

不属于上述国民教育序列承认的学历，或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尚未认可的学历，不得报名参加２００３年国家司法考试。

52我们认为，正确的正义观念并不仅仅是形式性的，还总是实质性的评价。36因此，正义(justice,或译为公正公道)作为一个历史的、相对的概念，西方思想家赋予其多种含义。

二、法律职业伦理生存于历史性的正义范畴之内‘历史性是指：第一，历史有情景性，即时代、社会的时空具体性，从而一切伦理道德均由具体历史情境决定。我们立足于法律职业伦理来探讨法律职业道德，不仅是为了知晓道德是什么，更是为了从职业上展现自我、实现自我、完善自我。法律职业的发展历史呈现出一种目的论趋势，其中当然包含着法律职业的伦理本质。后来，dike的含义有所扩大，包括城邦中的社会风俗和法。当我们考察法的历史时会发现，谁要了解当下，谁就应该熟知历史，最好尽可能追溯到历史的源头。

然而，苏格拉底的兴趣其实并非在于自然哲学，而在于伦理学。这两种探究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就必要性原则而言，此处应考虑，将货运合同归于无效这一手段对达成公益保护这一目的是否有其必要性。

比如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中的禁止性规范。[57]参见张学英依与其同居人所立遗嘱诉遗嘱人之妻蒋伦芳给付受遗赠的财产案，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泸民一中字第621号民事判决书。参见周佑勇：《裁量基准的技术构造》，《中外法学》2014年第5期，第1142页以下。严格来说，此处并非不存在强制性规定，而只是下位法授权与解释的构造相对复杂而已。

参见前引[1]，苏永钦文，第24页以下。如果司法者无法将限制法律行为自由的理由回归到对其他基本权的保护，则司法者认定法律行为无效的论证就是不充分的。

（二）良俗规范的操作方法1.类型区分（1）基本权保护型下位法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外，下位法立法作为国家行为的一部分，也是国家对人民提供的给付，因此为给付时自然也不免负担基本权保护义务。[25]与此相对，后者则是狭义的基本权的公益限制，这种限制本质上是基于公益对基本权的干预（Eingriffe）和侵害（Beeintr?chtigungen）。因此，事实上一般也只有无释义学体系、以案例为法源的英美法因为需要以事实比事实、以法律观点比法律观点，方法论上才较为适合采取此种类型化方法。那么行政法的具体规范是否可能兼有两种类型的性质？理论上当然有此可能，某具体规范是为保护他人基本权，亦为实现公益。

[12]参见刘得宽：《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0页以下。另外，视两项基本权合比例实现的需要，也应同样存在一部无效、向后无效、相对无效、一方无效、效力未定、可终止等各种柔化无效效果的可能，不应以任何人皆可主张的绝对无效为原则，此不赘论。同时，下位法裁量基准[47]规定学校附近50米内不得开设KTV，甲以合同方式约定租赁乙的商铺在距学校60米处开设KTV。此处，不得设定长期竞业禁止的规定显然并未超出乙职业自由基本权保护的范畴。

这两项要件的不确定，使得个案操作全无方法可言，对司法者来说最稳健的应对，恐怕就是等待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性案例或公报案例中就个别规范表达见解。即使上文用解释的方式，将正确地具体化上位法规范的下位法解释进第5项的强制性规定之中，依然有不少应当判定合同无效却遍寻不到法律或行政法规上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

当然，此处的民事司法者并非宪法司法者，其所面对的也仅是民事个案而非国家权力，这使得民事司法者注定不可能横柴入灶地移植宪法释义学。[34]在第一种类型中，下位法执行上位法规范，其实是在上位法的文义范围内进行的具体化，如下位行政法确立具体的裁量基准，[35]此时下位法规范与所执行的上位法严格而言是相同位阶不同层次。

[35]参见郑春燕：《取决于行政任务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定性——再问行政裁量概念的界定》，《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166页以下。换言之，公益作为基本权的例外性限制，其本身并不能与基本权的原则性相提并论，因此此处应偏重于基本权一方的保护。下位法规范则不同，其要实现的一般来说是对自由权的保护，如在合同法的典型合同之外，再以下位法规范的形式制定一些有地域特色的典型合同相关法律，以减省当地典型交易的成本，同时也方便法官在对当地合同作补充解释时用以参考。复次，若存在基本权保护型下位法，则司法者的论证义务可以相对减轻，但仍需论证此下位法规范系出于基本权的保护，且此规范本身未逸出该基本权的保护范围。"[19]姚明斌提出基于规范的内部要点及基于个案的外部要点进行综合判断，已经提供了一定的释义学指针，但由于建立在所有强制性规定的规范意旨均在于保护公益这一基础上，且综合判断的方法与因素依然不甚明确，因此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作为历史的产物，公司法第16条带有源于其时代脉络的法律问题，使得其在司法化的过程中被错误解读和适用，陷入法律适用的窘境，此时公报案例给出的裁判思路无疑提供了十分有益的方法和经验。

相反，如果公益欲控制的不仅是履行行为，还包括履行后的状态，则无论履行前后，均应判定合同无效。[13]大村敦志：《取引と公序》，载《契約法から消費者法へ》，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版，第163页以下。

该文整理之后指出了我国台湾现行民法中关于债务不履行与瑕疵担保的规定几乎完全继受自德国法。合同法第52条第5项将强制性规定的位阶限定于法律与行政法规，如果立法者意在用该条第4项授权司法者将任意位阶的强制性规定都以社会公共利益的名义纳入以作为合同无效的理由，那第5项的规定就将形同具文。

相关介绍参见沈德咏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理解与适用（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7年版，第1015页。其次，劳动合同法规定竞业限制的时间不得超过2年，故对于约定超过2年的部分应当认定无效。

特别是公序良俗条款如何补充强制性规定，其界限与危险为何，借助本文所建议的分析工具，都能有比较清晰的说明。[55]因此在解读我国台湾今日的民法规定之时，除非把强制性规定排除出公共秩序的范围，将公共秩序虚文化，或者将其限定为非法律规定的社会秩序，否则在理解其民法第71条和第72条的关系时只会徒增困扰。[23]参见[德]卡纳里斯：《基本权利与私法》，曾韬、曹昱晨译，《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1期，第171页以下。参见葛云松：《意思表示的生效要件——兼论代理的概念》，载《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苏州大学五校2016年民法研讨会论文集》，华东政法大学松江校区，2016年10月15-16日。

（4）效果选择首先，既然公益实现型强制性规定适用比例原则进行处理，原则上其也应同基本权保护型强制性规定一样，区分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在效力性规定的情形中，亦可考虑各种可能的柔化的无效效果。[33]3.区分两种下位法类型除了以上分类之外，这里还有必要再区分下位法强制性规定的类型。

2.基本权冲突理论的借鉴虽然学界对基本权与私法的关系讨论甚多，着力于基本权对法律行为效力影响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但讨论却往往陷于以问答问，很多时候，基本权的观念对法律行为有效无效的判断都无法提供具体操作指南。最后，无效以任何人可主张为原则。

2.基于规范意旨的类型化与此相对，在晚近的类型化研究中，尚有朱庆育、姚明斌等人的研究，其并非以所涉案件事实为分类基准，而是以规制对象的法律类型来区分。参见钱玉林：《公司法第16条的规范意义》，《法学研究》2011年第6期，第126页以下。

[14]我妻榮：《判例より見たる「公の秩序善良の風俗」》，载《民法研究2》，有斐阁1966年版，第121页以下。此处的公序良俗，更精确地说应不含任何位阶的强制性规定在内，其毋宁应是单纯的善良风俗。[34]立法法第73条第1款：地方性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但其规定并不以之为无效者，不在此限。

近二十年间，日本学界还发展出取缔规范与效力规范的进阶版，即警察法令与经济法令的区分。[15]这些类型化的努力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所涉案件事实出发的类型化，另一种是从规范意旨出发的类型化。

在情形③，若丙未付款，原则上应让乙享有留置权甚或同时履行抗辩权，但乙一旦享有此权利，则意味着危险品必须由无资质的乙储存，显然又不一定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19条以下关于储存危险物的规定。对于民法通则第58条第1款第5项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的表述，后来的学理均将社会公共利益理解成公序良俗的代名词，甚至直到合同法将强制性规定与社会公共利益分立规定之后，学界与实务界依然持此观点。

[1]我国民法总则第143条一反比较法上区分积极生效要件（如行为能力完全、意思表示真实[2]）与消极阻却生效要件[3]（强制性规定、公序良俗违反）的做法，不辨生效要件背后的理念及主张证明责任的差异，更从侧面凸显了生效要件的释义学建构远难称已足。至于对人民受益权的保护实现到何种程度，则要揆诸地方公权力的整体给付能力，若涉及公共资源的调配便更要有相应的民意基础。